宇昌案簽結了

宇昌案簽結了。情緒性地檢討馬英九之後，最重要最應該思考還有檢討的，其實是民主的制度面問題，也就是蔡英文回應所強調的，行政資源被濫用為選舉資源的問題，這才是民主制度最大的危機。馬英九、劉憶如、吳育昇還有殷瑋等人根本不值得檢討，這些人是制度要防禦的對象。

『...總統大選落幕，宇昌案偵結，她個人不感意外，希望社會各界將宇昌案作為台灣民主選舉過程的一個具體教材，期盼未來選舉，不要再有惡質抹黑文化，也不要再看到執政者為求勝選，動用行政部門、配合選舉操作的情事。這才是宇昌案還原真相後，對社會有所啟示的正面意義。』

當制度無法防禦時，就反過來淪為這些人的玩物。例如利用國安人員監聽跟監競選對手的行程以防止被拔樁、利用行政資源動用公務員以及國營事業人員參加周末造勢活動﹝更扯的是一度被周刊爆料，由競選總部指揮﹞。除此之外，為了囊括「首投族」的選票，教育部更把教育基本法第6條的中立義務，扭曲性地擴大到根本不是教育行政人員的學生身上﹝參照教育部100年10月6日臺人(二)字第1000179520號函﹞。該法僅規定『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員、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或宗教活動』，然而擴大後的結果，使得學生社團無法邀請候選人進入校園演講，甚至同時邀請三黨候選人都不行。導致教育系統呈現一個莫名其妙的亂象，所有人包含學生都必須中立，只有教育部長吳清基不需要中立，而可以去替馬吳輔選；而馬吳還可以用總統與行政院長的身分進去校園演講。也就是說，「首投族」是朕的，任何人都不許爭奪。

「法治／人治」的區分早已落伍，「人治」已可用大量的「法治」作為包裝。行政資源的運用，有其內部性與高度技術性，是外人、民眾難以一窺面貌的 ─ 或甚至說，是「無感」的。然而，魔鬼不會把邪惡刻在額頭上，而是把自己藏在細節中。「689們」面對嘲諷，或許會覺得自己「躺著也中槍」，但是你們真的該抽空回想一下自己為何會被蒙蔽。

順流逆流

從前從前有個叫順流的小夥子很愛讀書
他好有好有創意想了好多好多點子
逆流雖然不讀書 卻很會學習
有一天 順流被逆流很有創意地重擊了
躺在地上的他猛然驚覺
逆流拳拳到肉的每一招
都是從順流的筆記本上學來的

聰明的順流又想通了很多很多
但是他已經被囚禁在牢房裡了

關於「繼受學」

繼受學﹝Rezeptionslehre﹞真是種有趣的學問。但是有趣僅僅在於閱讀它很有趣、思考它很有趣，處理它可能就是噩夢的開端。這其中最夭壽莫過於理論繼受而非法繼受，後者的繼受客體白紙黑字所以容易維持「有所本」的要求；前者卻是在任何步驟都可能遭逢挫折：扛出跨國憲政的招牌可能很帥氣、擺出各國超級比一比的陣仗可能很潮，但是如果在知識的考掘過程中有一個片段遺落惹或無法自圓其說惹，強大如德國法史學家Wieaker或許可以歸之於誰誰誰在歷史上「創造性的誤解」；但是小咖除非有燒香拜佛或許還能獲得「很有創意喔」的小印章，否則一般情形下自己恐怕都得承擔「不紮實」或「腦補」的責任。

關於「制度」的閱讀

昨天半夜讀到了一段話：『對我們德國人來說，「Institution」(制度)這個字，具備了外來語的所有缺點，而好處則寥寥無幾。它不能被翻譯成「Einrichtung」(建制)、「Anstalt」(機構)或「Organismus」(有機體)，雖然這些意思它多多少少都有一些』。Carl Schmitt的這段話雖然不是該文重點(或許算是傍論吧)，卻切合了「制度」帶給我的噩夢：制度性保障、制度性法律保留、制度論、新制度論、法制度論、制度性論證、制度經濟學、制度本旨...。

2012的228

「代誌無解決，原諒無可能。」

希望不要再有什麼好杯杯壞杯杯的公開在人數上斤斤計較；也不要再有什麼「死的不只本省人」之類的言語轉移焦點，國家暴力才是問題；也不要再有什麼「揮別二二八，勿忘南京大屠殺」的謬論，1937、228還有64都一樣不能忘記，會宰人的就不是好政府；更不要再出現強力放送「228連假，賞櫻何處去」的媒體蠢樣，紙醉金迷的到底是要我們遺忘什麼？

把手指放在善惡交界的陳長文卻只碰得到旺天上帝的袍服？

比起蔡衍明豢養的鷹犬，這塊土地上最壞最惡質外加催吐能力最強的「知識份子」，當然還是整天把手指放在善惡交界、找了不知道幾年還碰不到上帝袍服衣角、所以只好死賴在天堂廁所不撤守的陳長文陳大律師。陳大律師能夠把「拒寫中時」與「麥卡錫主義」劃上等號，如果不是腦袋有洞肯定就是讀書讀到背後。

如果「拒寫中時」是一種蔡衍明所說的「公審」、是陳大律師長文所說的麥卡錫式的現代獵巫，那麼囊括報業、電視台甚至正在染指系統業的跨媒體集團，在陳大律師長文的眼中又會是什麼呢？旺天上帝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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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

1、學者拒絕中時 陳長文：不必獵巫：
『陳長文話鋒一轉，也對「拒絕中時」的行動與學者作出評論。他認為，學者們以蔡衍明的言論抵制《中時》，甚至用『麥卡錫式的「獵巫」方式』，要求投書中時論壇的評論者參與抵制或對拒絕行動「表態」，也是反自由精神的負面教材。

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羅世宏老師在其臉書回應...，拒絕投書即是批判的表態，與自由主義毫無關係；讀者可退報，作者當然亦可拒寫表態，表示不再信任媒體媒體。他說，報老闆和從業人員當然可為自己辯解，但更該善意回應各方的期許，以實際行動和內容贏回信任。』 

2、最接近天堂的男人：陳長文律師

我可能不會信任這個民主

一早醒來，盯著天花板，突然就哭了起來，這大概就是悲從中來吧。顯然昨天在台下哭地不夠盡情，只有默默與雨水滑落的幾滴眼淚；顯然昨天太餓太累太錯愕不太好哭。

就像蔡英文在台上所說的，敗選的原因有很多，我的問號也很多。我腦中都是問號，我可能不會信任這個民主。這些號稱民主社會的公民們用選票對於這些事情默認 了：媒體不中立、行政不中立、龐大的黨產不須歸零、一票1000三票5000實在很讚；這些號稱民主社會的公民們拒絕接受這個陳述：土地徵收不須正當程 序、經濟開發凌駕土地正義、兩岸議題不須受民主原則支配。

這些號稱民主社會的公民，即便擅於嘲笑記者很笨，但還是選擇相信一個被強制植入的印象：宇昌是弊案、蔡英文只會迴避、劉憶如不是跳針而是中肯、只有九二共識能維持兩岸和平、企業家都挺馬，馬英九很有執行力。

 這些號稱民主社會的公民，樂於把「相互對話」掛在嘴上，然後自滿於對「民主程序」意涵的掌握，但卻認為強調程序機制的「台灣共識」很空洞；這些民主公民們更無視馬英九把「尋找平衡點」以及「建立公平的分配機制」用來軟土深掘得寸進尺，鯨吞蠶食弱勢族群的利益。最後再繼續用「唉，兩者之間如何平衡真的很難拿捏！」畫下理性的句點，搏得理性溫和的美名。

我很難過。我因為與大多數人的理念不同而感到難過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因為想起我的朋友而感到難過。這段日子透過人際關係的脈絡，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友， 也認識了很多辛苦耕耘民主的前輩、老前輩。他們熱衷談論理想的面容、熱衷實踐的樣子，都深烙在我腦海。他們有很多人可以一起打拼下一個四年，但是也有很多 人可能無法再等待四年了，我更不知道他們已經等待了幾個四年。

我很矛盾。或許我可以很樂觀地說：「擦乾眼淚淚！繼續努力～Blahblah」、「讓我們相互監督」；但其實我無法相信，我無法相信這個巨大的結構以及這個巨大的鐵板會被改變、更無法相信他不會繼續成長茁壯。我可能不會信任這個民主。

[自由] 剽竊扁政府成果

馬英九總統在上週六電視辯論會的結辯時間表示「民進黨不敢精簡的行政院，我精簡了！」根本是再次欺騙全民！

二 ○○一年，陳水扁總統在「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」中組成「政府改造委員會」，更於二○○二年五月成立了「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」，並陸續研擬「中央政府 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」、「中央政府總員額法草案」、「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」，以及「行政院功能與業務調整暫行條例草案」等所謂的「政府再造四法」。民進 黨政府把「政府組織再造」視為重要的國家政策並且迅速落實，哪裡是「不敢精簡行政院」？

同樣是二○○二年，民進黨政府即將「政府再造四法」送至立法院審議。然而，當年在立法院佔有優勢席次的國民黨，卻一再杯葛，不願讓民進黨取得改革光環，遲至二○一○年才通過三讀。「政府再造」延宕多年，馬總統難道不是禍首？

馬總統從政多年素以「溫良恭儉讓」自居，卻為了選舉而收割前朝成果、甚至不惜浪費公帑、製造冗員，實在是令人感到唏噓與不齒。

刊於《自由時報》2011年12月19日。

[自由] 吳揆請假參選 應適用無薪假

行政院長吳敦義曾在十一月初表示，將在十二月十四日請假投入總統大選選戰，並且認為這樣的作法「既兼顧法律，又兼顧行政、立法兩院互動的狀況」。吳院長的這一個決定，某種程度上適當地回應了外界「是否辭職參選」以及「行政不中立」的疑慮。

但是筆者認為，僅僅請假參選容易招來「為德不卒」的質疑。既然吳院長曾公開表示「發明無薪假的人應該得諾貝爾獎」，而且無薪假也即將法制化，那麼吳院長應該以身作則，主動宣布「自願適用無薪假」，以身作則親自為政策辯護，讓人民看看吳院長的決心以及「誠懇、務實、認真做」的人格特質。

刊於《自由時報》，2011年12月11日。

吳信華老師評張嘉尹老師〈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制度的歷史發展與憲法基礎─一個憲法理論的反思〉有感

張嘉尹老師這次的文章〈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制度的歷史發展與憲法基礎─一個憲法理論的反思〉特別著重制度史的脈絡、以及用了許多詮釋學的方法，都很值得學習。可惜吳信華老師的評論卻是強調「應該放入憲法訴訟法理」(當然吳老師也用讀者的身分去談了一些，但我覺得客套居多；又當然吳老師是專門研究這塊，當然會關切這塊)。

我無意批評吳信華老師(我前面用很多說明了XD)，不過還是覺得，今天吳信華老師對張嘉尹老師的評論，讓我感觸很多～就是說，讓我覺得，專攻方法論的學者，一旦沒有在文章特別凸顯「我正在用某某方法/研究途徑唷」似乎就很容易被遺忘「這篇文章正在用某某方法/研究途徑」、很容易讓後續討論環繞較為表面的爭點。這是頗吃虧的地方。

不過或許這也與張老師沒把文章完成有關。張老師打算把歷史發展「考察」完、憲法基礎「詮釋」完，才要接著從憲法理論「反思」。而可惜老師還沒寫到反思，文章就已經寫了29頁...。

聆聽Prof. Klein談「全球化世界下的民主」

那天聽說 Prof. Klein要演講〈全球化世界下的民主〉，結果沒想到都在講歐盟化。雖然關於歐盟化的地方學到了不少，也對於Klein的許多推論感到讚嘆，但還是忍不住把情緒包裝成提問：「教授的演講讓我學到了很多，但也有很大的驚訝，因為題目是全球化而教授著眼的是歐盟化。所以想請問教授幾個問題。全球化與歐盟化有何不同？如果不同，法釋義學對歐盟化的觀察以及經驗的累積，是否能回饋到法釋義學對於全球化的應對？又，教授提到政黨在民主社會中扮演著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梁，而歐盟缺乏一個歐盟層次的政黨；我想這樣的危機或許將來能夠解決，但是回到全球化，不可能期待一個全球性的政黨，那麼要怎麼辦？」(楊子慧老師翻的好用心, 真是辛苦了XD)

大致上，Prof. Klein回應表示，經濟整合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，是兩者的共同點。然而處理全球化，已經不是法釋義學所能處理的了。但Klein接著談到一個很讚的切入點，也就是「國際法化的立憲主義」，認為這是法釋義學可以努力的。

至於全球性政黨的部分，我也忘記他怎麼說了，總之就是不可能有。我想也是，總不可能期待他會像我提到的，跟在座大家說共產國際超屌的大家不妨期待，然後還帶動唱〈勞動者之歌〉吧。

思想地下室：《廣場》巡迴映演第五場 活動側寫

一切都是從不准帶國旗上街開始……

        由紀錄片導演江偉華所製作的《廣場》從今年10月底展開了全國巡迴映演，巡迴映演串連了不同單位的協力，這其中包括了濁水溪社、台灣守護 民主平台、超越基金會、清華學院台灣文化研究小組以及有河書店。巡迴映演的第五場則是來到了在Rebirth Café & Restaurant的「思想地下室」，由獨立青年陣線主辦、台灣教授協會協辦，邀請江偉華導演、陳為廷同學與談，並由張勝涵同學主持。

        「一切都是從不准帶國旗上街開始……」《廣場》所關懷的，是2008年11月在行政院前、在民主廣場集結的一群學生，他們的名字是「野草 莓」，在某個意義來說承繼著1990年的「野百合」。這道標誌著「自由」與「民主」的軸線，串起了每個前來的觀眾，在周六的下午擠在地下室，一起凝視《廣 場》、一起思辯這運動的意義、一起分享自身的經驗。

  公民社會與轉型正義

 與談人陳為廷同學現就讀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大三，當年雖然是個學測在即的建中高三學生，卻仍天天到廣場報到。對他而言，「野草莓」帶給他的影響可以分就「公民社會」以及「轉型正義」來談。

        11月6日那天剛下課的陳為廷，本來應該去補習數學，卻翹課去行政院。因為那天從南海路前往台北車站補習的他，親眼見到了「國家暴力」， 這個國家暴力的現場並不是衝突喧嘩的，而是一片全面的寂靜，是空空蕩蕩的台北城，平日習慣的車水馬龍，全因為拒馬而消失了。目睹這片景象的陳為廷，帶著一 股熱血前往靜坐現場，加入因為編輯校刊而認識的學長姐行列。

        在「野草莓」之前的陳為廷，對於「紅衫軍」、「反貪腐」以及「轉型正義」等名詞，是感到困惑的。他總覺得自身與社會之間存在著歷史記憶的 衝突，一方面認為陳水扁總統貪腐是錯的，一方面卻也認同「轉型正義」的意義。在參與「野草莓」的過程，陳為廷深刻體驗了台灣社會是如何地被藍綠綁架、公民 社會是如何地脆弱，卻也因此而學會了如何認識民眾、瞭解了藍綠支持者的不同價值立場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「野草莓」之後，陳為廷更加積極地投入公共議題的參與，他參加了在台大舉行的「農村讀書會」、參加了「台灣農村陣線」，反對「國光石化」、反對在他故鄉執政的苗栗縣長劉政鴻。

我好奇這一群人最後會怎樣

 當時江偉華導演是一個人扛著攝影機獨力拍攝，令他感到好奇的，是這些20幾歲的人，他想知道是什麼力量讓這一群人願意用自己的時間、用自己的身體，持續地待在那裏去對抗一個巨大的東西。江導更想知道，這一群人在乎的是什麼、面對的是什麼、留在他們身上的又是什麼。

        就讀台大政治所的林飛帆同學提到了《廣場》並未包括當年中南部的情況，接著詢問江導會不會想拍一部關於全國性的野草莓紀錄片。江導的回答 是，就一個獨立的紀錄片工作者來說，他無法完成一個全國性的野草莓紀錄片。此外，就算他手上有更多關於中南部的素材，他也未必會有興趣，「因為我個人感興 趣的是在台北的街頭發生的事」。江導在運動剛開始的前幾天並未到現場拍攝，所以《廣場》開頭的一些影片是向朋友以及民視新聞台爭取授權而來的。後來獲知了 這消息，又剛好住在自由廣場附近，所以才開始了拍攝。在與他們相處兩到三天後，江導發現讓他感興趣的是這一群人，「…這一群人耗費時間與心力討論運動的形 象、討論如何防止被標籤化…」、「我好奇最後會怎樣」。

        江導知道，這故事會是在廣場上沒有人的時候畫下句點。然而，他感到很訝異，故事的最後會是以被民眾質疑的情況結束，「所以最後那條封鎖線 有沒有放下來」江導認為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地方。至於觀眾問到了活動是否成功，江導認為，活動本身成功不成功不是重點。成功不成功是在於每個人，江導很羨慕 他們每個人能帶著這些，繼續生活、繼續成長。

封鎖線的意義：「政治化／去政治化」

  一位「野草莓」的參與者分享了令人深思的觀點：「1106那天，封鎖線一圍，就把學生運動圍起來了。但這其實是一個社會議題。」；另一名參與者藍士博也留下值得思考的角度「是否所有的這些…都與當初不能拿國旗…有所連結？」

        這些提問、這些觀點直指了一個問題核心：「政治化／去政治化」─社會議題本身即有其高度的政治性，就像一位參與者所說的「你只參與到 1/40，未必結果就會是你想的那樣」、「活動有好多種人，有人默默靜坐，有人要蓋高塔要蓋城堡」、「我們其實是社會的縮影、是社會的投射」。而學生在行 政院前就圍起的那條封鎖線，就像是一道意圖區隔「政治化」與「去政治化」的分割線。

        今年的七月，由鄭南榕基金會所發行的《2011年自由之路秋季號》在「重讀自由時代」的欄位刊載了一篇鄭南榕在1988年3月5日以「左 又新」為名發表的〈台灣工‧農‧學運的兩大困境〉。就社會運動的「政治化／去政治化」課題而言，該文對於獨立青年陣線的夥伴有很大的啟發。這個永恆的命 題，是「野草莓」所面對的難題、是《廣場》觀影者能夠深刻感受到的議題，也是獨立青年陣線在「思想地下室」播放《廣場》的初衷。

 參考資料：
《2011年自由之路秋季號》 

本文刊於：《極光電子報》第275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