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降低修憲門檻，談什麼全民參與？

        眾所矚目的國民黨版本修憲案，終於在三月底出爐了。令人不意外的，但是同時也令人遺憾的，是朱立倫主席仍然拿不出誠 意，縱然洋洋灑灑地宣稱「權責相符」、「全民參與」及「政府瘦身」，但是社會期待已久的「降低修憲門檻」還是在國民黨版修憲案之中缺席了。修憲高門檻依然 被維持，朱主席仍是愛包裝愛騙人愛跳票的朱主席，不往網友封給他的稱號：「馬英九2.0」。

排拒人民參政的修憲高門檻

　　在2005年第7次修憲之後，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的修憲困難度，獨步全球、領先世界，地球上找不到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修憲門檻，像台灣一樣必須經立委達四分之一提案、四分之三出席、四分之三同意，最後還要有過半數的公民同意，遠比總統當選人的得票數還要更高。

　 　從九月政爭、反黑箱服貿，一直到九合一大選後的政局發展，已經很清楚明白地突顯，這部憲政體制的「病灶」，正是總統所擁有的權力與其所承擔的責任，兩者 之間顯不相符 ─ 總統不必向國會負責，又能恣意任命屬意人選擔任閣揆一職，遇有重大政治風暴，則僅須讓行政院長辭職。而最可悲的是，人民只能兩眼直望著眼前的修憲高門檻興 嘆，無法對這部憲法展開維修，因為這個高門檻已然將人民的參與意願排拒在門外。

用話術包裝修憲的朱立倫主席

　 　也就是說，現在的這部憲法，是一部被「冰封」的憲法，於是公民社會才會出現「憲法解凍，民主重生」的聲浪，因為只有將修憲程序重新啟動，民主體制的經脈 才能再度活絡。所謂「全民參與」，不應該只有「不在籍投票」以及「擴大青年政治參與」而已，必須讓人民也能真正且實質地參與修憲、讓政客對於修憲權的壟斷 被打破，才是真正的「全民參與」，朱立倫主席推出的「全民參與」，只是一種「施捨」，並非深化民主，亦非落實主權在民。

　 　還記得，前主席馬英九反對「18歲公民權」時，朱立倫主席依然維持，當時輿論皆稱朱主席「打臉」馬主席。也記得，當時馬主席反對的還有「降低修憲門 檻」，而當記者就此議題向朱主席詢問看法時，朱主席還笑著說「我們修憲的主軸，希望能擴大參與，讓年輕人和更多的公民團體也能夠參與」─ 言猶在耳，直到國民黨版修憲案出爐時，社會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朱主席那套「話不講明白」的騙術「又來了」。

總歸一句：拿出誠意　 　

人民知道修憲必須累積共識、準備充足、審慎為之等道理，因此包括在野黨與各大公民團體，皆能體認修憲無法「一次到位」的現實，故提出「兩階段修憲」的構 想，規劃於2016年以及2018年搭配大選舉行修憲複決。2016年「第一階段」先改革選制、下修公民權為18歲，以及降低修憲門檻，讓憲法解凍，然後 再於2018年「第二階段」處理「權責相符體制」如何設計的問題。人民對於修改憲法期待已久，這趨勢也是國民黨修憲案說明文字中所支持肯認的，國民黨應該 放下權力算計，放下對於「閣揆同意權」的執著，留待2018年由人民決定。總歸一句：拿出誠意。

朱市長兼任黨主席的憲政亂象

在上周行政院院會中，台南市長賴清德在會議上「提醒」行政院長毛治國，對於朱立倫聽取農委會主委報告禽流感疫情並作 出裁示，必須注意有無破壞憲政體制與行政倫理的問題。從憲政民主理論的觀點進一步來看，陳保基向朱立倫報告禽流感疫情，凸顯的是「黨國體制」的憲政亂象。 在憲政體制上，朱立倫是新北市市長，陳保基則是農委會主委，在涉及農業的行政事務上，新北市市長必須接受農委會的監督；縱然陳保基是國民黨黨員而必須接受 黨主席朱立倫的領導，但是服從範圍也應僅限於黨務而已，不應混淆黨務與國家事務之間的分際。一個中央部會首長向地方首長報告，在法理上根本令人無法理解。

當代憲政民主國家之所以採行「權力分立與制衡」制度，並且將其奉為憲法原則，是因為此一原則能夠防堵國家權力淪為脫韁野馬一般地失控，進而使得濫權迫害人權 的憾事再度發生。在結構面，權力分立可區分為「水平之權力分立」以及「垂直之權力分立」，後者讓「中央行政」與「地方行政」兩者之間能夠維持一個安全距 離，如此才能夠防止權力重疊地集中在特定人手掌之上，才能夠避免讓「法治」倒退為「人治」。

在過去，由於總 統兼任黨主席「以黨領政」破壞水平權力分立，破壞行政權與立法權兩者之間的權限份際，所以憲法學與政治學學者強烈抨擊「總統兼任黨主席」的現象。但是，礙 於「強人政治」有如鐵板一塊，學者們也只能無奈地眼看這現象繼續張狂 ─ 因為總統是國家元首，多一個黨主席身分在許多人眼中只是「錦上添花」，社會大眾對於黨政份際的紊亂其實是「根本無感」；但現在，當那一位坐在國民黨黨主席 寶座上的人物從總統抽換為地方首長的時候，這一個轉變所形成的落差，則更是讓「黨國不分」亂象「再創巔峰」地多了一個「中央向地方報告」的違憲戲碼 ─ 行政院長向新北市長報告的場面，指日可待。

猶記得，過去由馬英九總統擔任國民黨黨主席一職時，每當有行政院 的任何一位部會首長至國民黨中央黨部「中山會報」上報告時，便會在網路上引來鄉民們大喊「黨國不分」、「行政不中立」的質疑；而當朱立倫接任黨主席後所進 行的第一個動作「取消中山會報」的新聞傳出時，還曾一度在網路上引來「勇於改革」、「除弊」或甚至是「對馬總統打臉」的諸多好評 ─ 殊不知，朱主席「黨國不分」的嚴重程度，其實遠比馬主席還要來得更加嚴重。

原文發表於蕃論戰： http://n.yam.com/yam_other/politics/20150130/20150130842983.html

行憲與修憲

12月25日是西洋聖誕節，也是所謂中華民國的所謂行憲紀念日，這不是巧合，而是在1947年，當時的國民政府特別 選在這一天開始進行所謂行憲的一個動作。但是好景不常，《中華民國憲法》這部憲法典與國民政府之間的蜜月期並不長久，才不過幾個月，到了1948年5月 10日，這部憲法典便即由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所取代，於是整個法律體制秩序進入了所謂「動員戡亂時期」，直至1991年5月1日。

所謂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」、「憲法是人民的權利清單」等等我們今日覺得稀鬆平常的當然之理，在長達43年的動員戡亂時期當中，彷彿是空中樓閣般的不切實 際。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進行了一個凍結憲法的動作，凍結了憲法第39條「總統依法宣布戒嚴，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。立法院認為必要時，得決議移 請總統解嚴」以及凍結了憲法第43條「國家遇有天然災害、癘疫，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，須為急速處分時，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，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 議，依緊急命令法，發布緊急命令，為必要之處置。但須於發布命令後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。如立法院不同意時，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」這兩個在憲政上具有重 要關鍵性意義的條文，賦予總統只需有行政院會議決議的背書，便能一直戒嚴一直戒嚴一直戒嚴，不受憲法第39條或第43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。

由於不受憲法本文之限制，於是「權力分立與制衡」的憲法原理徒具教科書意義，在動員戡亂時期，總統只要宣稱「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，或應付財政經濟 上重大變故」便能將憲法權利清單進行一個「懸置」的動作，恣意決定權利清單的例外狀態，然後透過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授權總統設立的「動員戡亂機構」 實施限制人民憲法基本權利的戒嚴、實施人民活在恐懼當中的白色恐怖。

回顧中華民國戒嚴史，可以鑑往知來。我們首先能確立「權力分立與制衡」的必要，其次則能夠體會諸如人身自由、言論自由以及秘密通訊自由等「憲法權利清單」的實質保障得來不易。在1991年之後 展開的七次修憲，每每僅聚焦於「中央政府體制」，雖然中華民國的國民們至少在紙面上獲得了「權力分立與制衡」的憲法典，可以看到立法院監督行政院，但是卻 從來沒有獲得一部新的「憲法權利清單」，例如憲法第10條「人民有居住及遷徙自由」、憲法第14條「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」以及憲法第15條「人民之生 存權，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等條文的文字與結構，率皆過度簡略，使得至今仍有廢除集遊惡法運動、苗栗大埔張藥房強拆案以及勞動部訴關廠工人案等重大 人權案件。

人民對新憲法的期待，紛紛在318學運與九合一大選再度湧現，這是憲法改革的新契機。然而我們卻又看到，身負國民黨新共主期待的朱立倫所提出的新憲法想像，縱然也有公民權下修18歲的方案，但僅具裝飾點綴意義，其實滿滿都是透過內閣制成就自身登上總理寶座的一張升官圖。

基於國民主權原則，我們是國家的主人。身為國民的我們必須瞭解，並且必須堅持，真正的修憲、真正的新憲法，應該具有行憲的意義。「中央政府體制」是節制政治人物權力競逐的遊戲規則，雖然有其意義，但是「憲法權利清單」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契約書，這才是新憲法改造的重頭戲。

原文發表於蕃論戰： http://n.yam.com/yam_other/politics/20141226/20141226773026.html